一九八二年六月初，北影厂的灯光正热，化妆间里却有点尴尬。导演组拿着勘景图犯愁：戏叫《风雨下钟山》，周总理出场多，究竟谁来扛？三张演员名单摊在桌上，最上面那个姓王。就在同一天哪些证券公司比较好，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响了，工作人员一句“片方想再请演总理”，沉吟片刻，放下听筒时只留下一句话——“王铁成也可以演别的角色”。
消息传回剧组，众人愣住。要知道，从七六年国丧那天起，王铁成几乎与“周总理”四字绑定。观众认了，领导安心，票房也有底气。然而一句“可以演别的”，仿佛当头一棒：如果连总理夫人都觉得他该跳出固定路线，那眼前这局该怎么下？
且把镜头往前拉。时间倒回到一九五七年深秋，北京南池子胡同里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揣着一块钱戏票挤进首都剧场，第一次看话剧《日出》。帷幕落下，他竟没走，一直坐到工作人员清场。那人就是王铁成。家道殷实的他原本每天逗鸟唱京戏，没想过演话剧。可那晚灯灭、人散、余音犹在，他忽然动了念头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试试？于是第二年春，他扛着自家胡琴去面试，稀里糊涂考进了表演系。
毕业分配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，十年冷板凳。排儿童剧时，他扮过狮子、老树精，也拎过龙套。观众记不住他名字，连同事都常和他打趣：“小王，你那嗓子演大人戏可惜了。”他苦笑不语。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，他走进十里长街送别周恩来。北风呼啸，他在队伍中站了三个钟头，回去就发高烧。那一夜，他翻出旧报纸，对着总理遗照看了又看，猛地觉得“眼缘”惊人相似。次日凌晨，他溜进化妆室，给自己抹银灰眉、压双眼皮，镜子里的人让他心里一跳——像。
机会果真来了。七七年，儿艺排《转折》急缺饰演周总理的人。导演想起总爱研究总理的王铁成，一试，台下掌声不散。《报童》紧接着公演，两年连轴转，全国巡演。票房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邓颖超注意到了这位演员。七九年春，他随几位特型演员进中南海汇报。西花厅砖红色回廊还在，小喷泉里的水声哗哗。邓颖超看完片段，温声提醒：“台词别急，眼睛要有神，走路既快又稳。”王铁成连连点头。回来后，他找来八百多张总理照片，逐帧研究“抬眉幅度”和“握拳角度”，甚至把周恩来爱吃的酱菜、苏菜全都试了一遍，连方言腔都琢磨。
表演越发成熟的同时，他也想证明自己不是“被定型”。一九七九年，他遇到谢晋导演，后者筹拍《天云山传奇》，一见就说：“老王，男主角詹沙利你来试。”王铁成火速飞沪，一场试戏把剧组演职员看得直眨眼。可等他回北京收拾行李，通知却被叫停。原因是剧院上报到西花厅，担心“周总理形象”与“右派角色”混淆。邓颖超态度并不保守，她只淡淡一句：“王铁成只要不演坏人，演别的行。”然而导演担心承担舆论风险，终究换了演员。《天云山传奇》上映获奖，王铁成只能在影院黑暗里轻声说：“可惜。”
到了《风雨下钟山》筹备，类似的拉锯再度上演。顾问叶子龙、薛明看样片后认为：四八年到四九年间，总理较为丰腴，王铁成的身形更贴合。片方于是三次邀请，可王铁成躲在单位办公室，叼着铅笔写笔记，不肯动身。他对同事说得直白：“别把演员拴一起打擂台，选定谁就别反复，大家都是干活的。”话虽冲，态度却硬。最终，制片部门让步，王铁成才披上灰呢子大衣进组。
拍摄期间出现一幕插曲。外景棚里温度高，演员们午饭是盒饭。工作人员歉意解释没来得及订桌。王铁成撕开竹筷，带着浓重的津味口音笑：“行了，这么好的饭菜，还挑啥？”一句话让忙得团团转的小姑娘瞬间松气。旁观的老灯光师忍不住感慨：“这身段儿，像周总理，更像老戏骨。”
然而“戏路窄”始终是一道坎。八十年代中后期，王铁成尝试拍《大清炮队》《乡音》等影片，不再饰演总理。观众一开始不太适应，但随着票房稳住，质疑声渐少。他自己总结：“表演得靠陌生感刺激，多演几种人物，反倒能让观众再看总理时更信服。”这话传到圈里，被不少年轻演员当作“行话”。
九十年代初，他凭《周恩来》拿下金鸡奖男主角。颁奖礼在人民大会堂，小礼堂临时供餐仍是常见快餐盒。有人提议给得奖者换西餐，他摆摆手：“就这样挺好。”说话间他抬头扫视墙上钟表，提醒摄像师别误了现场直播。几步之内，举手投足皆是周恩来的影子，却又带着属于演员本人的克制。
后来有人问他：“演了一辈子周总理，累吗？”他只回了六个字：“角色在，人就踏实。”如今老艺术家仍保持清晨慢跑的习惯，偶尔去剧院给青年班授课，他强调最多的一条是“人物精神”。他说：“形似靠技术，气质得靠敬畏。没敬畏，演谁都浮。”短短一句，课堂里悄无声息，连空调的风声都听得见。
从十里长街北风凛冽的送别，到片场炽热灯泡下的汗水，再到讲台边的轻声叮咛，王铁成始终守着一个信条——对角色负责。邓颖超当年的那句“可以演别的”，既是鼓励，也是嘱托。他没有把这句话当成通行证，而是当成度尺：哪里该突破，哪里要坚守。就这么一步一步，他把“特型演员”这四个字，演成了行业里的金字招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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